古镇悠悠

    离开东平古镇已经六年，六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在这些日子里，总有丝丝的牵挂，因为我曾经在那里工作生活了整整二十年。

    东平有四条古街，分别是旧城里的东街、西街、南街和北街。民间曾流传顺口溜：“东街做生意，南街赚快力，西街吃苗米，北街靠力气。”这句话形象地道出古镇民众生存的特点。而现在有人将金庸《射雕英雄传》里写的“东邪、西毒（读）、南帝、北丐（盖）”用来形容镇情的古今特色。“东邪”指东街聚集各类形形色色的手工艺者，旧时有青楼和赌场；“西毒（读）”指西街以前有私塾和书院，历代以来读书考功名的人较多，而今西街的尽头就是学校；“南帝”指南街当干部的人比较多，是镇政府办公所在地；“北丐（盖）”指北街以农业为主，现在出远门赚钱的人多，盖新房者众。用这几个字来形容四条街民众的历史特色让人觉得不很雅观，甚至感觉有些别扭，但倒有几份俏皮，富有一番情趣。

    行走在大街上，街面的人有许多不相识。初看上去，能想像出他们的各种境况，相遇、对话、惊奇、爱抚、痛苦，可是竟然谁也不和他人打招呼，他们的目光相遇，仅仅彼此间对视，然后转移视线，去继续寻找其他的目光。我拣一僻静处坐下，对着街观望，微风把街面两旁房屋倒影吹皱了，又玄幻地抚平。庄子说，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自古以来，宁静就是一种品格，有许多世外高人面对石壁经年冥思，有的甚至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并且一坐就是数十年。“人在孤身一人的时候是最不孤独的，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人获得一种大自在；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使流浪在众人之中的自我回到他真正的家。”这话是爱默生说的。

    于是，我想起国义来。他是我少年时玩的最好的同学，比我大两岁，个子长得粗壮，力气大。他的家住在西街一条胡同里，屋子又黑又小，一座带天井的小院，两层，五间正房。我来到这里时，小院儿里十分拥挤，住满四户人家，共用楼梯下的厕所。国义经常会分些糖粒给我吃，那是他星期天砍柴卖的钱买的。椭圆形的黄色糖果，沾满细碎的绵白糖，从来不舍得几下嚼碎，含在嘴里直到口水拌着它融化消失，舌头舔一遍嘴唇，一粒糖就能甜一整天，这就是我们那时简单的幸福生活。有时，我会用印有卡车图案的黄色纸币从学校门口小商贩手兑中换来的两粒糖果分给国义，那种快乐胜过现在孩子对于牛奶和肯德鸡的兴趣。院里住着一个姓张的大爷，白发发的胡须，人显得很慈祥，时常拿着烟杆坐在小院落里静静地吞云吐雾。听说他是个抓鱼高手，那张带腥的鱼网晒在屋外依偎着夕阳，沾着许多细小的鱼鳞，在阳光的曝晒下已失去了光泽，像张大爷那干瘪的皮肤，但它们缀在上面还是如些醒目。张大爷的身体仿佛变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等份，小得可以从网眼里漏出去，他把自己撒给了光阴。

    我再次走进西街胡同，依然怀着那么一种心情。胡同老屋有的主人已经搬走，带走所有的东西，只留下桌子腿压出的浅坑，床放过的痕迹，墙角旧报纸上面落了一层尘土，门窗也拆走，几根竹子扎成的栅栏横在门口，大概是挡狗用的。在我的眼里，这些老屋是一大景观，黑里透黄的人造大理石嵌在大门门楣上，它们原始、朴素、本真，它们和大地的颜色没有区别，它们就是大山深处的一块泥土，那浓郁的泥土气息直透人心底。那些年岁更长，甚至更加破旧的小屋，像是饱经沧桑的老人，叫你感动可敬，又是那么慈祥亲切。对于老屋，我是在意的，觉得是年代久远的古董，能看到也就足够了。但国义总是眼不迷离，嘴里像是含着什么似的，终于他向我道出老屋的故事。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的夜晚，一对情人正在一座刚空出来的小屋里幽会，许是屋子还存着燥气，他们血管膨胀，控制不住，偷食了禁果。早有好事者远远盯上他们，到“族长”那里告了密。干瘦的脖子上突起青筋的“族长”腾地从床上跃起，带着一帮人气势汹汹扑来，将两个还沉浸在甜蜜中年轻人当场捉住。剃着光头的牛二充当打手，“哎哎”地拴起麻花绳，打得男子皮开肉绽。女的捂着脸跑到家里，却被嫌辱家风的父母挡在门外，当夜她在村口跳井自杀。这件事几乎把古街颠翻了，“余震”持续了好些日子。每当讲起这故事，好多同学是笑笑而已，只有同学兴中说：多么震撼人的故事呀！然后，眼泪唰唰流下，而此时的我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

    在南街，我看见几棵熟悉的古樟树，慈祥而大气地站立着，浓荫匝地，巨冠蔽日，我好像看见我曾经工作的同事们。于是，我停下来，安静地坐在树下，深深地作了一个绵长的呼吸，我那颗无定的心开始踏实下来，我可以向大树倾诉，向这块熟悉的土地倾诉。我在东平镇政府工作了十五年，这里的同事，这块土地上人们的音容相貌依旧是那样的熟悉。我刚从校门毕业分配到这里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伙，是这里的同事关心培养了我，是这里老百姓教育帮助着我，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他们给了我感动、善良与真诚。黄青老，一个朴素、实干的乡镇干部，从一个普通农民干起，做过村民小组长、村会计、镇会计、财政所长，后来担镇政府副镇长。他吃苦耐劳、脚踏实地、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严以律已、宽以待人、与人真诚友善的处事准则，深深地扎根在我的脑海里，也赢得全镇干群的普遍尊重和赞誉。陈金灼，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种过田，当过兵，退伍回乡当过村支书，后来提干担任过乡镇武装部长、副书记和人大主席等职务近二十年。他为人坦诚，做事从不伸张，默默埋头工作，在自己家庭不宽裕的情况下，无偿地帮助许多贫困农民买过化肥、送过农药，长期资助两名贫困学生。由于长期在农村基层兢兢业业工作，这两位同志终于积劳成疾，已经离开我们好些年了，去世时年龄只不过五十多一些。在去世前，我看过他们俩，从他们的眼神，我读懂了爱，读懂人间的温暖。然而，面对死神，他们还有那样坦然和镇定。冰心说：“有爱就有一切。”对于一个真正充满了爱的人，他们是不会孤独和寂寞的。他们的朴素、真诚、大方、善良和拥有的一颗爱心，都是我们前行路上的一盏灯。

    当我忆起某种情感时，回忆的筛子就像在意识的深海打捞起一缕里一缕目光，于是我记起了目光后面的某一双眼睛，温柔的、真诚的或是热烈的。

    一件最简单的银饰，都能以柔和而洁净的美感，祛除乡村女人们全身由外到里的土气。北街有一个银铺，主人姓杨，是一个老银匠，祖传的银饰手艺。每天都有一些姑娘媳妇在铺前相候，请杨银匠做银饰。比起手艺，杨银匠更好的口碑还是人品，厚道与诚实，已经成了他的身份符号。我与杨银匠的真正接触，是姐姐要结婚前陪她去打银饰。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皱纹堆垒的面孔，深深凹陷的眼窝，瘦削的全身似乎只有青筋暴起的双手在传递着生命的力量。他给了我一个和气的笑容，便专注做起银活。那天，杨银匠的砧子、锤子、锉子、钳子，还有各式的模具俘虏了我的心。不过，对于那些女子来说，俘虏她们的心，绝不是手艺，而是银饰。她们不关心银匠的锤、敲、压、剪、磨的过程，也不会想到那些精美的银饰濡染过多少汗水，她们沉醉于一枚银戒指、一根银簪子、一副银手镯、一个银项圈的光洁、华贵与精致之中，哪怕这些银饰并不真的是银质的，只是渡了层银水，她们都可以以此去慰藉自己的青春、爱情和美丽。

    古十字街向北的街角有一位钟表匠，姓李，双脚已经残疾。木质桌子上的三面玻璃柜，正面那块玻璃有四个醒目的字——精修钟表，是朱红油漆刷成的，柜子里面是零零碎碎的钟表部件。每天早上我上班经过街角时，他都恰好在搬动桌椅，准备做生意，而黄昏下班时，他又总是在拾掇整理，为的是收工。一个星期日的午后，我去修手表。那天，我伫立在钟表匠的身后，看着他使劲扭开手表的后盖，然后把全部的心里都托付给手中的小镊子、小钳子、小起子。他用最轻微、最精确的动作拆那些细碎的零件。我有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几乎不敢相信他那双精糙的大手能梳理头发般的游丝，能控制那些微小的齿轮。没有丝毫的闪失，也没有用太多的时间，钟表匠就让手表恢复了精确。面对我的惊诧，他只是简单地说，这修钟表的手艺，就像绣花那样，得静心，得细心。他还说，其实做什么，都得静心细心。说这话时，我盯着他的眼睛看。钟表匠那双过度使用的眼睛，还是那样的明亮透明，街道上车辆人流就在他眼睛里缓缓地流过，流向时间的深处。那个静心的钟表匠是古街最出色的手艺人之一，他懂得时间的意义。就像茨雅塔耶姓说，我是手艺人，我懂手艺。他准时出摊，准时收工，静心细心、其实就是一种隐喻。对于真正的手艺人来说，手艺，从来就不只是一种活计、一种技巧，而是种一种信念和精神。

    蝉羽先生建议我到东街走走，哪里有许多正在消失的事物还能看到。东街我是熟悉的，自古以来商铺林立，车水马龙，几乎聚集了古镇所有手工艺作坊，打铁铺、中药铺、弹棉铺、木匠铺、裁缝铺、草席铺、饭甑铺，做篾铺，刷子铺、棕衣铺、箬笠铺、笊篱铺……形形色色手工艺者皆聚于一条街。

    在东街，打铁铺有四家，有趣的皆为“夫妻店”。“叮当，叮当，叮叮当，叮当当……”很有节奏的打铁声吸引了我们。铺里很有讲究地摆放着打铁的用具，铁锤、铁垫、套垫、火钳、淬火器、淬火筒、爪笆、鼓风机、铁剪和炼铁炉，墙壁上挂满了柴刀、锄头、山锹、斧头、菜刀、剪刀、火铲和火钳等农家用具。师傅叫许新良，五十开外，个子不高，身体硬朗健壮。他十八岁学打铁，三年后出师，在东平村的生产队里打公铁，挣工分。队里空闲的时候，他也到乡下村子里打私铁，队里抽成一部份，自己也挣些额外的收入。家庭联产责任制后，他才在东街办起打铁铺。许师傅与妻子合作始于十五年前，那时他送走最后一名徒弟，再也难收到徒弟，于是夫妻俩就齐上阵。看他们夫妻俩打铁，主锤者右手执锤左手握钳，夹着铁块在铁垫上反复敲打，不经多少时间，其铁具的模型就被敲出来。这历经“千锤百炼”的夫妻早已磨练得配合默契，锤打着力点在哪，何时翻钳，这些都按节奏进行，一招一式有板有眼。许师傅说，打铁这行手艺活，虽然沙轮代替磨刀石，鼓风机代替风箱，煤代替了木炭，但是没有多大的改进，还是以手工为主。如今年轻人不愿学打铁这门手艺，是因为赚的钱不多，干的活又累又脏，加上市场出售的各种各样的铁具美观又便宜，打铁这行业受冲击，很难继承下去。现在东街四家打铁铺都是老本行，一是不想丢了这门手艺，二是还可以赚些生活用钱。未了，许师傅话锋一转，叹息地声说，时代进步了，年轻人不学打铁，那也是无可厚非的。

    现在商场里堆满了工厂生产的琳琅满目、品种齐全的棉被，但是，在东平当地至今保持着这样的习俗，每逢儿女结婚，都要到东街弹一两床棉被作为嫁妆。走进弹棉铺，店主夫妻俩正在忙碌着，一床即将完工的棉被洁白地铺展着。今年四十二岁的店主张伦义，祖籍周宁，祖父三代都是弹棉的手艺人。父亲张记朱，当兵退伍后，压过棕衣，捻过麻绳，做过刷子，压过轿椅，最后还是选择父辈的弹棉手艺，直到七十八岁去世，演奏五十年的弹棉协奏曲。张师傅的妻子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忙从阁楼里拿来了布满灰尘的棉弓、棉槌和压盘，那弹棉弓宛如一把硕大的箭弓，弓炳布满黑斑，让人想起那是长年累月汗水浸透的结晶。张师傅说，这把弹棉弓置于阁楼已有十来年，手工弹棉的历史已经过去，现在都用机器弹棉了。手工弹棉两人一天只能弹一床棉被，改为机器弹棉后，他们夫妻俩两小时可加工一床棉被。工钱按加工棉被的重量来收取，每斤棉收加工费3元，如果做满一天，加工费有200元左右。张师傅的妻子带我们看弹棉机，她起动电力，取出几团棉花，送上阐刀开关，机器就隆隆响起来，响声不大。棉花从入口处进入，再从传递送带中出来就成了雪花般洁白而蓬松的棉花。手工压棉盘原来是圆形的木盘，被电动压棉机取代了，外形如小型拖拉机的发动机牵引下，圆盘在棉上缓缓压过。张师傅夫妻配合默契，整个过程显得轻松而快捷。谈及打棉被这项手艺活以后的前景，小张显得有些兴奋。他说，用上现代化设备后，这项手艺养家糊口不成问题。

    在东街辗转着，不知不觉已近中午，我们坐在一个小炒店的阁楼里吃午饭，隔着窗户相望，对街一幢旧房的廊柱上有两副对联：“苏广各蜡九，安南瑶相楼”，“三姓关鹿茸，野山北高丽”。朋友告诉我，那栋旧房过去是青楼，现在已没有人居住，空在那儿。吃饭午饭，我走进那栋旧房，青楼已经在历史里漂漂荡荡地走了，剩下一座楼，一个空壳。楼里除了一些残留的壁画外，走廊、雕窗、楼梯、扶栏、墙壁、飞檐、斗拱都布满一层厚厚的灰尘。这座楼的名字，把一群又一群的人吸引过去，他们都希望在这座楼里，看到曾经居住着的妇人们，在阳光温暖的早晨，唱着风情万种的小令，在暮色沉沉的黄昏里，挥动着长长的衣袖，展示一片掩藏不住的情怀。古人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当我们回想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未必要去搜集什么具体的场景和情节，事件已经淡成云雾。但是，隐约在事件上空的那些目光，往往如同闪电，已经扎根在过去的夜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