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帝的那些事

    “阿门”爷爷

    爷爷是村里最后一个穿长袍的人，走在院子里，简直就是一件褪了色的文物，刚刚从历史里走出来，蒙着尘土的颜色。他只有一件长袍，在冷天穿。夏天跟村里的老人一样，穿一条口袋裤，裤头对折一下，用一根烂布条系上，裤裆里吊着一坨。长袍的颜色接近于麻皮鹅梨，一排布纽扣从左肩斜到右腋下，再从身子右侧排下去。爷爷扣纽扣的动作很熟练，不用眼看，只用一只手，从左肩依次扣到胯边，即使左手空着也不帮一帮。爷爷袍子里面是不穿长裤的，穿一双酱色的长筒袜，一直到大腿根，在袜头上用布条系着，像系裤子。我比试过，那袜子扯起来比我还高。

    听父亲说，爷爷年轻时是个能干人，在上海做过生意，发了一点小财。解放初期回到家乡，因为不会干农活，就没下过地，喜欢斜躺在亭子里的竹椅上歇凉，看别人在田里干活。我觉得爷爷有点怪异，他总是说自己能够同上帝通话，帮村民化解苦难。可村民没有相信他的，在背后笑话他，虽然没说他是癫子，但话中隐藏的意思很明白。逢年过节，别人家里的老人总是在神龛前跪拜、磕头、作揖，而爷爷不是这样，他总是在胸前划“十”字，嘴里念些什么我听不清，但“阿门”两个字念得最多，动不动就是“阿门”。就像其他老人爱说“菩萨保佑”一样。爷爷一说“阿门”，我就在一旁笑，父亲就会用眼睛瞪我。后来，我就不敢笑了。

    爷爷成了孩子们取笑我的话柄，我特别烦爷爷，看见他就躲。我觉得爷爷身上有一层神秘的暗光，灰暗的，阴森的，不可久看细看，不可没有别人在场时看，否则心里就会恐惧。他的模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巫师，道士，和那些装神弄鬼的人，爷爷跟他们一样，身上阴气太重。在我的感受中，上帝也好，菩萨也好，玉王大帝也好，雷公也好，妖魔也好，鬼也好，都是一路的，是叫人生厌而恐惧的。爷爷这类人，是介与人与神秘力量之间的人，身子是人，与人对话，过着阳间的生活，身子里面却是通向阴间或天上的。

    有一次课间休息，我们在坪里做游戏，爷爷拄着拐杖从学校边经过，双手扶着拐杖，张着没有牙子的嘴喊我，我装着没听见，走进教室里去。付龙跑过来对我喊道：“你爷爷叫你。”我怕别的同学知道他是我爷爷，我又跑进厕所里躲起来。此后，我想害爷爷一次。爷爷每个礼拜要吃一天斋，农村平日没肉吃，吃斋并不困难，只是菜里不放油。有一天，我跑到舅舅家，对舅舅撒谎说，娘有急事，要我喊他赶快过去。舅舅匆匆忙忙来到我家，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娘也没骂我。娘养了一些鸡鸭，平常舍不得吃，只有亲戚来了才吃。这天中午，娘杀了一只鸭子。菜一上桌，娘就给我夹了一条鸭腿，我几口就吃完了，忙到菜碗里找鸭肝、鸭肠、鸭菌子，奇怪了，这些东西都找不到。这些东西以前都是给爷爷吃的，今天爷爷吃斋，我想应该有我的份。娘见我在菜碗里翻找，瞪了我一眼，我停了下来，问娘：“鸭肝哪去了。”娘说：“给爷爷留着呢。”我本来想乘爷爷吃斋时馋他一次，自己也乘机尝尝鸭子内脏的味道，没想到我的预谋破产了。第二天早上，爷爷把那些东西全吃了，我眼巴巴望着爷爷吃，盼着他能分给我一点，他好像没看见。

    上帝的眼睛

    冬夜，一家人围坐在火柜里取暖。桌子中间搁着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灯光恹恹的，昏黄的，有气无力地摇曳着。破旧而矮小的木屋，更显拥挤，被昏暗压抑着。母亲埋头纳鞋底，嘴角挂着一截白线，扯线时发出“嗦嗦”的声音，单调而低沉。父亲双手托着下巴，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哥哥和妹妹眼巴巴地望着灯，眼睛里空洞得可怕。山村的冬夜，是如此的枯燥而漫长。

    我望着壁上怪怪的、变了形的黑影，觉得无趣，无聊，摇着父亲的胳膊求他讲故事。父亲不肯讲，在我再三要求下，爷爷说他给我们讲一个。我高兴地拍着小手，妹妹也跟着拍手，房子里立即有了生气。

    爷爷带着神秘的口气问：“你们知道田塘中间的龙井头是怎么来的吗？”

    我和妹妹都摇头。

    “那我就说说龙井头的来历。”爷爷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龙井头不是井，是一块平地，上面有栋房子，住了一户人家，一家四口，有父亲、母亲、儿子和刚进门的媳妇。一天早上，主人发现屋前的坪里长出一个尖尖的东西，又像刚破土的竹笋，又像黄牛角。父亲踢了几脚，也没放在心上。晚上，父亲从地里干活回来，被尖尖的东西绊倒，摔掉了一颗门牙。父亲气急了，喊来老伴和儿子，把它挖掉。第二天，那尖尖的东西又长出来，主人又把它挖掉。长了又挖，挖了又长，主人挖烦了，也就不挖了。只是每次路过时，都要骂几句难听的话，吐几口痰，像嫌狗屎一样。只有新媳妇不嫌弃它，每天早上洗脸时，把它上面的痰冲洗掉。这一年，天大旱，玉米和黄豆都快干死了。新媳妇在给庄稼浇水的时候，忘不了也给它浇点水。新媳妇以为它是一种希奇的植物，一边浇水一边哼着歌谣：“快快长快快长，长大为我遮太阳。”

    一天夜里，一家人吃完晚饭，新媳妇正在收拾碗筷，不慎把饭勺掉在地上，被黄狗叼走了。新媳妇忙去追赶，追出去一里多路，才把饭勺从狗嘴里夺下来。等她返回来，房子消失了，原屋场地变成了一潭深不见底的水凼。一家人葬身于水中。

    爷爷讲到这，我叹了一口气，说：“幸亏那条黄狗，救了新媳妇的命。”

    父亲说：“不是狗救了新媳妇的命，是她自己救了自己。”

    爷爷说：“是上帝救了新媳妇。”

    我不懂爷爷和父亲的意思，装着懂了，“哦”了一声。

    我又好奇地问：“那房子好好的，怎么会沉呢？”

    爷爷说：“那尖尖的东西是龙的角，龙选择在新媳妇追饭勺的时候翻身，既惩罚了对它使坏的人，又保护了对它有恩的人。”爷爷又说：“上帝在云上面，他的眼睛会透过云层，把人世间的事看得清清楚楚，谁好谁坏，谁做了好事，谁干了坏事，他全知道，谁也别想逃脱他的眼睛。上帝最公正，指引好人，惩罚恶人。”

    第二天一大早，我径自跑去看龙井头。在寒冷的早晨，龙井头却冒着热气，腾出几尺高，雾朦朦的，看不到水面。我远远地站着，却不敢靠近，觉得既神秘又可怕。直到太阳升起几竿高，雾气散尽，我见到了深蓝深蓝的水面。我走近去，里面深不见底，只有我一副倒影。

    一个染着黄土的颜色和煤油气味的民间故事，在爷爷不经意的讲述中，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总觉得有一双神秘的眼睛，时时盯着我，洞悉我灵魂的私处，我不敢做害人的事。有时有个不好的念头，心里就害怕，也怕被察觉了。

    上帝的耳朵

    阳光泛着黄，照在老院子里，一副很陈旧的模样，冬天的傍晚，太阳总是抵挡不住风的力量，在树底下发抖，跟着人类一起受冻。这么早就起霜风了，明天早上肯定会打白露霜，水田、尿坑和屋里的水缸都会结冰。老院子也太老了，据说有三百多年了，柱子和木板没有了原色，跟瓦背的颜色一样，青的。如果拍的是彩照，冲洗出来，也是黑白的。西厢房爷爷的卧室斜了，用一根木头撑着，窗户的雕花格子脱落了一半，用毛边纸糊着。当北风的木板被风锉凿去了一层，像浅浮雕，木头的年轮线凸现出来，细细的线条勾出各种图案，有直线、弧线、圆和椭圆。住了近百人的院子，却不见人，空洞而安静，静过深夜：夜里，也许有一窗煤油灯，或一声犬吠，或一段小孩的哭声。

    我在茅室里拉屎，因为拉肚子，事先带来的两根柴棍子刮完了，屁股没刮干净。我就等着，盼着有人路过，叫他送几根刮屎片进来。等了好久，不见人来，就大声叫娘：“娘娘，给我送点刮屎片来。”茅室搭建在朝门口围墙旁，离屋远，我叫了好几遍，娘没听见。我只好站起来，踮着脚，从茅室顶棚上扯下一把稻草，取了三根，拧一拧，拧在一起，两手捏着稻草两头，一前一后，横着刮，刮了几次，才刮干净。提裤子时，屁股已冻得麻木了，摸一摸，感觉像隔了一层纸似的。

    我缩着脖子直往家走。看见爷爷在走廊上，一手扶着墙壁，一手拄着拐杖，拐杖在前面的地面上探几下，确信稳当了，才把脚移过去。见我走来，爷爷立住，笑呵呵地望着我：“崽崽，刮屎片。”没有牙齿的嘴，笑起来像一个黑洞，怪吓人的。眼睛浑浊地像蒙上一层灰色的雾气，湿湿的，又像泪水，又像眼屎。瘦瘦的、皱皱的脸皮上布满了老人斑，有一点点的，有一块块的，浅黑色，没洗干净似的。我觉得他冰凉的骨头和皮肤向外散发的冷气，我背上凉了一下，一股冷气上了我的身。我突然觉得爷爷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而是一个影子，我没命地往家里跑，叫喊着：“娘，娘——”娘见我吓得没了魂似的，忙问我怎么了。我上气不接下气，说：“爷爷，爷爷……”这时，爷爷也走过来了，张开没有牙齿的嘴望着我笑：“我正在睡觉，听到国伢子喊要刮屎片，你们是怎么做娘和爷的，喊了那么久都不去？”娘说没听到，问我：“你喊了？”我说：“我喊你了，又没喊爷爷。”娘不在意地笑了一下：“平常爷爷耳聋得很，今天就这么尖。”

    事后，想起这件事总觉得不对，爷爷莫非真的与常人不一样，他能听见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我越想越觉得爷爷可怕，他莫非另有一只耳朵。

    解 梦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在朝门口捉蜻蜓，一个白胡子老人问路：“到章大爷家怎么走？”我指着一栋木屋说：“就是那栋，有棵大梨树的那栋。”老人从身边擦过，一只手在我腋下戳了一下，既不痒也不痛，我却笑过不停，止不下来，一直笑到老人进了章大爷的木屋还在笑，笑着笑着，一口牙齿“哗啦啦”地掉在地上，就像有人用竹篙朝屋檐上撂过去，将一排冰凌打落下来。我吓得从梦里哭醒来，娘问我哭什么，我将梦告诉了娘。

    吃早饭时，娘将梦告诉父亲和爷爷。爷爷会解梦，村里很多人做梦后，请爷爷解梦。爷爷并没有对我的梦进行解释，只是说要带我去讨三天米，才能化解梦里所预示的恶果。听说要我去讨米，我坚决不去：“这么丢人的事，我才不去呢！要去你们去！”娘说：“这种事别人不能代替的，要你本人去。”大哥说：“丑什么？村里好多人都讨过，我也讨过。”我问娘：“是真的？”娘说：“自古以来都是这么做的。”

    第二天早上，天没亮娘就把我叫醒，我懵懵懂懂跟着爷爷出了村子。爷爷的样子很滑稽，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破烂衣服穿在身上，散发着臭酒糟的气味，腰间系着一根稻草绳。不要自己介绍，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个要饭的。天色只有一点点亮，爷爷平时总说眼睛不好，这次好像眼睛很尖，拄着拐杖在前面走得很快。我怀疑爷爷平时说眼睛不好，耳朵聋，都是装出来的，一旦遇到什么“紧要”的事，他眼睛和耳朵比谁的都好使。我已经哲出好多次了。我穿着一件只有一只衣袖的破衣服，是大哥的，好多年不穿了。腰上系了一根烂布条。肩上挂着一个豆腐袋子，里面藏着一个缺了口的碗。这个碗是用来挖猪潲的，娘将它洗干净后放进我袋里的，娘叮嘱我用这个碗吃饭。我跟在爷爷后面，生怕遇见了熟人，那就把面子丢尽了。

    过了两个山包三个田塘，来到一个陌生的村庄，天已经大亮了，遇到一些人，都不认识，他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低着头，不敢正视他们。爷爷领我来到一栋新修的木屋前，才走到禾塘里，就窜出一条黄狗对着我们叫，很凶，露着獠牙，我吓得躲在爷爷身后。一个老奶奶端着碗出来，将狗骂开。老奶奶转身进了屋，没多久，打了一碗饭出来，送到爷爷面前：“给孩子吃吧。”爷爷说：“谢谢您了，我孙子吃斋。”老奶奶 “哦”了一声，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返了回去，从屋里打了一升米出来。爷爷帮我撑开袋子，老奶奶将米倒了进去。爷爷和老奶奶的对话，就像事先排练好的，是那么默契。后来我才知道，“吃斋”是村民约定熟成的密码，一说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做。老奶奶摸摸我的头，笑眯眯的，说：“这孩子，长得丑奶了。”“丑奶了”是丑到极点的意思，在我们村里，夸奖孩子长得好不能正面说，要反说，说丑，说得越丑就是越漂亮。我低着头，心里高兴着呢，说：“谢谢奶奶。”老奶奶指着对面山坡上一户人家对爷爷说：“老哥，眼下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到那一家去看看。”我听得出老奶奶的意思：她家的米不多了，不然会多给点。爷爷道了谢，领着我走了。老奶奶还站在禾塘里同我们招手：“谢谢您来啊，看得我起，慢走啊。”

    我们来到山坡上那户人家，很顺利地讨得了一升米。爷爷领我来到土地塘亭子。关于这座亭子，我在别的文章里写过。在土地公公祭坛旁，有一个用三块石头架的简易的灶，石头被熏黑了，灶里有一层柴灰和几截烧剩的柴棍子，看来这灶不久前有人用过。我跟着爷爷从山上拣了一些干柴来，堆放在灶边。爷爷提着从山下路边人家借来的小鼎锅，到亭子旁的小井眼里将它洗干净，倒了一些米淘好，就放在灶上烧起饭来。

    菜是娘准备好的，炒酸萝卜丝，只放了盐没放油，用霸杯装着。吃饭时，从山里出来一个中年男人，我不认识。他身后跟着付龙，我院子里的小伙伴，我想躲开他却来不及了，付龙喊了我一声，我低声应着，很难为情。那中年男人认识我爷爷，叫道：“舅爷，有什么好事？”爷爷应着：“我孙子吃斋。”中年男人一听吃斋，就赶忙从挎包里翻出一块柳糖给我，我不肯要，爷爷要我收下，我才接过来。我隐隐觉得“吃斋”是村民很重视的一件事，好像有一套规则。等中年男人走后，我赶紧咬了一块糖拌到饭里，好久没吃糖拌饭了，觉得很好吃。

    我在亭子里吃了三天斋饭，每次天没亮就从家里出来，天黑了才回家。

    我始终没弄明白，我那个梦有什么不祥的预示。我想，爷爷、父亲和娘是知道的，他们谁也不向我透露一点。我几次想问娘，假若爷爷不带我去讨米，会有什么灾祸呢？我没敢问，他们不告诉我一定是有理由的。反正，讨米后，我身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若干年后，回忆这件事时我想，如果当年不去讨米，对梦的预示做一次验证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不过，没有哪个父母愿意拿子女的健康和生命做实验和赌注的。

    逃脱割礼

    这年双抢天气特别热，几十天没下雨，中午时，田里的水比冬天洗澡的水还热，确切说是烫。不少泥鳅被烫死了，水底里，死泥鳅往背上仰，弯成弓的形状。露出水面的泥上，泥鳅的尸体挣扎成“S”状。从它们死的姿势，完全能想象出垂死前的痛苦。如果是人在这种状况下死去，双手一定是深深地抠进泥土里，胸口和喉管被抓烂了。

    大人在庙背地打禾。我们小孩在黄统塘插秧。男孩子是不穿衣服的，都只穿着短裤。从眼睛到鼻子，到脚背，都晒成一种颜色，跟田里的泥，和泥鳅的背，是一样的颜色。我们身上的皮脱了好几次了，每换一次皮，颜色就加深一些。现在的皮肤已经适应了，不会再晒出水疱，再脱皮了。我想，如果变得没有了暴日和炎热，突然进入冬天，皮肤恐怕反而会起水疱和脱皮。

    大人收工了，我第一个跳出田塘，将短裤丢在田埂上，跳进坝里爬澡。这一片田塘有两条圳，一条从败泥塘出来，沿着山冲的走势从上往下走，主要是用来泻洪。另一条圳是从洪家塝横着过来，弯弯曲曲地沿着田塘绕了一大圈。在两条圳的交叉处筑了一个坝，坝口用一块门板将水截住，水不深，站在里面连屁股也淹不住。我坐在里面，水刚好到脖子。付龙、先军、先中、根源、再根都一路跑过来，为了保持平衡将手展开成一对翅膀，远远地就把裤子脱了，丢在田埂上。全身只有屁股是白的，很显眼。女孩子连忙背过脸去。红妹子走在田埂上，完全只要直着头我们就不在她视线内了，却硬要把头偏向另一边，以证明她什么也没有看见。

    我们打了一阵水仗，便坐在水里休息。付龙说，他会变一个“丫丫”（即女人的生殖器）出来。他捏着自己屌屌尖上的皮往下拉，压在两腿之间，屌屌两旁鼓出两瓣肉，真是像女孩子的那个东西。我们都笑他不害羞。我指着他叫：“你肯定看见过丫丫。”他脸红了：“你才看见过呢！”我反驳他：“你没看见过怎么知道它的样子？”付龙脸憋得通红。我们几个都学着付龙在自己的地方做个“丫丫”，互相比较，看谁的做得最像。先军一个人穿着短裤蹲在水里，不跟我们做。他爬澡总是穿着裤子的，从来不脱，因为他的屌大，像大人的，黑乎乎，只是没长毛。我们都叫他大屌，他觉得丑，不给我们看到。几十年后想起他，与小时候的想法完全相反了，好羡慕他，总觉得自己的太小了，没有他的那么有男人味，拿不出手。付龙是个比猴子还精的人，不管玩什么都能别出心裁，玩出与众不同的事来。他捏着屌尖的皮，叫我们看。我不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只见他屌尖上的皮越鼓越大，鼓成一个小球，像个猪尿泡。经他一说，原来里面是他拉的尿。我们都跟着做，我的包皮长，比谁的都鼓得大，我觉得很得意。长大后才知道包皮长是件坏事，不敢让人知道，拉尿或洗澡时，总是背着别人，生怕被人看见了。我想玩出点花样来给大家看，我想用草将屌扎上，才轻轻一扎，因为草太硬，就觉得很痛，受不了。第二天，我先从家里带了一根缝衣服的线，爬澡时把屌扎上。我拉尿时控制不住，屌皮越撑越大，越撑越薄，像一个透明的小气球，连一丝丝的血管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想将线解下来，越慌越解不下，疼得我乱叫。那些小子们在一旁看热闹，笑得打滚。

    第二天，我那个东西肿了起来，尖尖上挂着一个小球，像个泡泡糖。平日，我没感到那个东西的存在，现在麻烦了，好碍事。

    娘见我走路的姿势不对，问我怎么回事，我只说那里痛，就是不说是什么原因。娘说要带我到医院去看看。爷爷知道了，说，这个很简单，割了就好了。我骂爷爷：“把你的割了才好呢！”爷爷的意思是割皮，我以为是割屌屌。我吓得跑出去好远，不准爷爷接近我。爷爷不是开玩笑，而是认真的，他对娘说：“在上海时，我给好几个人割过。割了好，我也带个徒弟。”娘态度很坚决：“那不行，好好的一个人跟你学那些东西，装神弄鬼，别害了我崽。”爷爷有点生气：“什么装神弄鬼，这是信仰！”娘跟爷爷顶了起来：“你信了一辈子，上帝也没保佑你？跟我们一样过平常日子。”爷爷气得脸色发紫，直在胸前划十字。

    听村里人议论，爷爷的那个东西被割过，据说，进教堂的人都要割。爷爷后来得了一种病，叫胀膀，大家都说是割坏的。有一次，我进厕所，看到了爷爷的那个东西，两个睾子特别大，黑乎乎的，光溜溜的，闪光，像两颗牛睾子。爷爷一直想找个人跟他信“上帝”，因为要割屌，没人愿意。他曾经打过大哥的主意，被娘骂了一顿，就不敢了。我怀疑爷爷又盯上了我。一连好几天我都躲着爷爷，晚上等爷爷睡了我才敢上床，不敢一个人睡，一定要跟娘睡在一起，生怕他乘我睡着了把我的屌割掉。

    上帝的邻居

    老院子东北角，过两丘水田，是刘家老庙，之间的路用青石板铺成。庙建在小圳旁边，圳坎上是一排青油油的臭树和蜡树。庙的柱子和框架是木头的，四壁是土砖砌的，有点向西边倾。庙门常年开着，黑洞洞的，怪吓人。每次路过，都心惊肉跳，背脊发麻。在我的心目中，菩萨就是异类，与鬼神是一伙的，虽然听老人说，菩萨是惩恶扬善的，总担心它打错了人，把自己当恶人打。再说，自己偷过母亲藏在箱子里的红糖，算不算坏人？

    第一次到庙里去，我是害怕得扯着父亲的衣角进去的，里面只一间房子，阴森森的，墙角一截蛇蜕下的皮，吓得我惊叫一声，直往父亲怀里钻。正中央是一个供台，上面供着一尊木制的菩萨，枣红色，比我高，圆头大耳，面目却也慈善。供台上有不少鸡血，有些是滴上去的，有些是喷上去的，有些是擦上去的，一撮一撮的鸡毛，粘在上面。香炉钵里插满了烧剩的香棍。父亲手捧公鸡，对菩萨作了三个揖，嘴里念念有辞。然后，杀了公鸡，把鸡血淋在庙里和供台上，再挦一把鸡毛，粘在供台上。完了，我懵懵懂懂随父亲走了，至于父亲祭庙敬菩萨祈求什么，我就一点也不知道了，也不敢问，只觉得神秘莫测。

    我问父亲：“菩萨是不是爷爷讲的上帝？”父亲想了一下说：“菩萨是上帝的邻居。”“那怎么庙里只有菩萨没有上帝？”“菩萨也不住在庙里，他们都住在天上。”

    一天下午，庙里突然闹哄哄的，我连忙赶去看热闹。是县里派到我们学校的工宣队黄老师带着一帮人，都穿着黄军装，带着红袖章，围住老庙。付龙也在里面，他没有军装，带了一个红袖章。黄老师搂起菩萨丢进圳里，菩萨在圳里一沉一浮，一冲一撞。红袖章们用石头砸，用棍棒打。付龙举起锄头挖菩萨，菩萨没入水中，很快弹出水面，就像菩萨从水中猛地一跳，想挣出水面。黄老师从付龙手中接过锄头去挖菩萨，也挖不进去。他把菩萨捞上岸，用斧头劈，还是劈不进去。黄老师问付龙：“家里有煤油吗？”付龙说：“有。”“去拿来”付龙跑回家中，拿来两瓶煤油交给黄老师。黄老师将煤油淋在菩萨上，刮根火柴丢上去。菩萨的头部“噗”地一声燃起了绿色的火，火焰竟跑似的往外扩散，即刻燃遍了全身。燃了一个下午，才烧尽。那菩萨成了精，烧完了，还没改变菩萨的形状，只是变成了黑面菩萨。黄老师又叫付龙拿来矿锤，把黑面菩萨锤碎，丢进圳里冲走。

    老人无不叹息，却不敢出面制止，连泪也不敢当面流，回到家里嚎啕大哭，骂道：“造孽啊。”我爷爷远远地站在朝门口，不停地在胸前划“十”字：“报应，报应，阿门。”

    黄老师指着我爷爷问：“那人是谁？”在场围观的村民都不说，好像没听见。付龙指着我说：“是他爷爷！”我的脸“唰”地一下就红了，忙扭过头去，望着星子山，将背对着他们，假装什么也没听见。付龙母亲走过去，抓着他的手往家里拖，付龙挣脱母亲的手，跑到高坎上去，不肯回家。

    上帝出差了

    （一）

    过了两天，刚下了语文课，工宣队黄老师来到教室里，同班主任江老师嘀咕了几句，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我以为有什么事要我做，或者去供销社给他买东西，或者给我当大队书记的堂叔搭个口信，以前我为他做过这一类的事。我站在他办公室中间，没有一点拘谨的感觉。黄老师却与平时不一样，把门关了，坐在办公桌前好久不说话，抽了半支烟后才问我：你爷爷在家干些什么？我说：我爷爷身体不好，一直没干活，连家里的事也很少做。黄老师说：我不是问这个，他是不是喜欢在胸前划十字？我说：是的。黄老师又问：他是不是带你去讨过米？我觉得讨米是一件很丑的事，辩解说：我们不是真讨米。黄老师说：这个，我知道。黄老师笑了一下，显然是是对我的赞许，又问：你爷爷是不是要割你的屌皮？我觉得不好意思，说：我爷爷是开玩笑的。

    我也不喜欢爷爷信迷信，做一些稀里古怪的事，叫我在老师面前丢人。不过，我没放在心上，很快就忘了。

    （二）

    过了大约一个多礼拜，学校通知在付家公堂开会，我们排着队走了两三里路来到付家公堂。这是一栋与众不同的古建筑，孤零零地立在田塘中，一条小圳从门口经过。四周的墙高出屋背，从外面看是一个巨大的盒子，方方正正的。墙顶上镶着青瓦，青瓦上长满了青苔。墙体是暗灰色的，是由于年代久了，由白色慢慢演变而成的。当路的一面墙上写着一幅标语：“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是用白色的石灰浆刷上去的，笔画的边沿用朱红色的颜料镶了边。门很大，门页不见了，门框是四块青石板，门兜子就凿在石板上，拳头大的圆孔填满了泥土。公堂内好大，像个大殿，可以站几百人，最里面有一个土台子，跟演戏的台子一般大，我以前在这里看过戏。殿两旁竖着两排大柱子，一个人是抱不住的，不知这树是从哪里砍的，我没见过这么大的树。柱子下面垫着一个圆形的石墩，形状像鼓。右边有一排房间，像老院子的厢房，门关着，布满了蜘蛛网。老师安排我们三百多学生排着队站在土台前，占了一半的空间。黄老师指挥几个大人忙来忙去，在土台上方挂了一副白色的横幅，写着：斗争大会。一些社员陆陆续续进来，很快就把公堂填满了，连门外的路上都挤满了人。村里人开会都积极，既玩了又能拿工分，女的还可以打鞋底，织毛衣，搓麻线。那些没上学的小孩子，在会堂里追打着玩耍，闹翻了天。

    突然间，门口进来一队人，端着长枪，押着几个人，其中有我的爷爷。我上学去时，爷爷还好好地坐在家里，怎么一下子就这样了，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心里紧张起来。押上台的一共有五人：我爷爷，一个地主和他老婆，另外两个是一对偷情的人。都跪在地上，戴着白纸糊的高帽子。批斗会开始了，黄老师带着社员喊口号，他喊一句，大家就跟着喊，都挥着拳头，口号都是喊惯了的，喊起来很顺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反动派”“打倒牛鬼蛇神”等等。首先批斗的是我爷爷，黄老师扯着嗓子叫，说我爷爷是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解放前在上海受过美国的训练，解放后潜伏下来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说这些都是我检举揭发的。所以的人都看着我，我吓懵了，只知道哭，后面黄老师说了些什么，我都没听见。批斗地主和地主婆的过程，我也不知道。最后批斗两个偷情的人时，我才缓过神。一群人冲上台去，对着那两个人煽耳光，吐口水。他们好像更恨偷情的人。握枪的人将群众赶下土台，押着我爷爷他们从会堂出去，仍有人去抓那个偷情的女人的长头发，朝她脸上吐口水。爷爷他们被押着朝龙潭街上走去，父亲想跟爷爷说句话，被押解人员用枪挡开。

    我哭着跑回家的，躲在草楼上，不敢进屋，我怕父亲打。想起爷爷挨斗的情形，我就觉得难受。我是在不经意间将爷爷出卖了。要是知道要批斗爷爷，就是死我也不说爷爷那些事了。想着想着，我觉得不对，黄老师在问我之前就知道我爷爷的情况了。我立即想到付龙，我和爷爷在土地塘吃斋时，只有他看见了。

    一连好几天，父亲一大早就出去找爷爷，找了大队、公社和县里，谁也不说我爷爷在哪里。父亲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老是坐在门槛上发呆。父亲没有打我，没有骂我，连脸也没黑一下，我觉得父亲很反常，很陌生。我从骨子里怕他。

    班主任宣布由付龙接替我的班长职务。此前，我从一年级开始当班长，连当了三年。之后，我再没当过班长了，连组长也没当过。我再没同付龙说过一句话。

    大约在爷爷押走后三个月的一个中午，我坐在朝门口吃中饭，无意中看到白果园的石板路上走来一个老人，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脚步很沉，缓缓地移动，像是在地上拖。我认出来了，是爷爷。我高兴地叫了一声：“爷爷——”我跑回家里，叫道：“娘，爷——爷爷回来了！”父亲和娘跟着我跑到朝门口，父亲见到爷爷，把饭碗丢在地上，就朝爷爷跑去。娘跟在后面，边跑边说：“感谢老天爷。”父亲离爷爷只几丈远时，爷爷抬起一只手遮在眉头上，望了父亲一眼，腿便软了，坐在地上。父亲背着爷爷，一路小跑进了屋里。

    我跟着往屋里跑，跑到门口，突然停住了，不敢进去。

    （三）

    十多年后，爷爷八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领着爱人和儿子回去给他拜寿。爷爷很健康，仍喜欢在胸前划十字。儿子问爷爷：“公公，有没有上帝？”爷爷摸着儿子的头笑着说：“当然有啊，你信就有。”儿子又问：“您见过上帝吗？”“当然见过。”娘在一旁插话说：“您当年挨批斗时，怎么没见他来救您呢？”爷爷瞟了我娘一眼，很不高兴，说：“你懂什么？”爷爷抚着儿子说：“那年上帝出差去了。”儿子又问：“到哪出差？”“到天上，到月亮上，到星星上去了。”

    佛来了

    爷爷去世时，我匆忙赶回家。到家时，灵堂已经搭建好了，一个胖墩墩的和尚领着几个人，正在做道场，红色的佛衣在灵堂里晃动，宽大的佛袖垂在腕间，诵经声如梦呓一般。那和尚不是别人，是付龙。

    爷爷是村里唯一一个信奉上帝的人。我至今也没弄明白，他到底是真信还是假信。他死后，我们村再也没有上帝的信徒了。

    2008-6-25 长沙 墨香堂